Fried Udon

　　本報記者 王燁捷 周凱 實習生 高曉東
　　看到南京公務員夫婦毆打女護士的報道，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的班級輔導員梁欽長嘆一口氣，“又是一起傷醫案”。
　　不久前，這個被學生們稱作“娘親”的85後輔導員剛剛給班裡那群學醫學得臉上長痘、作息不調的“娃們”上了一堂班會課，主要談的就是2014年所發生的各類傷醫事件。先是紹興醫生被患者家屬打傷被逼下跪，緊接著就是齊齊哈爾醫生被殺、河北醫生被割喉、廣東台主持人王牧笛揚言“要砍人”等一連串事件。
　　很多學生都在網上“聲討”傷醫行為，校園裡、課堂上，醫患關係也成為師生們討論的熱門話題。然而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發現，醫學生們儘管對傷醫行為非常憤慨，但他們大多認為“醫患關係沒那麼可怕”，畢業後，醫學生們最想乾的還是“醫生”這個行當。
　　“我們很堅強，不會被打倒”
　　自從當上醫學生們的輔導員，梁欽養成了在網上寫周記的習慣。她想通過周記，與“苦到家”的醫學生們建立起無縫對接的通道，在學生們辛苦學習的同時，給他們一針強心劑。這針強心劑，在極端傷醫事件發生時，能輓救醫學生們繼續從醫的信念。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一名大一年級的醫學生，會過著“跟高三時差不多的生活”，每周一至周五，他們早上7:20起床，8:00上課，12:00下課，中午午休半小時，1:30上課，4:30下課，晚上自習，接近午夜12點才能休息。這種生活，對醫學生而言，至少要持續5年。
　　梁欽告訴記者，其實很多家長都反對孩子學醫，一方面學習太辛苦、今後工作更辛苦；另一方面，當前醫患關係緊張，家長們都不願意讓孩子每天看病人臉色。
　　去年8月16日，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的醫鬧事件曾令許多醫學生寒心。網名為“提拉米蘇_1212”的一名學生在微博上說，“痛心疾首！我們每天在為如何維護醫患關係，如何提高醫療服務質量而絞盡腦汁，回報我們的卻是這些慘不忍睹的野蠻行徑，令人心寒”。
　　這一天，梁欽的心也久久不能平靜，“雖然警方控制了醫鬧，但是這種短暫的事後補救並不能解決長久問題”。
　　這天下午，她的周記標題被定為《我們很堅強，不會被打倒》。這句話，取自當天復旦兒科醫院的官微回覆，對在此事件中受到傷害的老師及保潔阿姨表示慰問，感謝大家的關心，“我們很堅強，不會被打倒”。
　　兒科醫院的醫生們甚至連生氣的時間都沒有，還得繼續投入到工作之中，原因是還有很多兒童病患等著他們的救治。
　　梁欽在當天的周記中尤其強調了一組數據：一天時間，《上海青年報》對復旦大學附屬兒科醫院醫鬧事件的報道已經有5000多條評論，其中80%的網友都對醫鬧這種行為表示強烈譴責。
　　前不久，丈夫問梁欽，“如果兒子長大了想學醫，你同意嗎？”這個經常傳播“心靈雞湯”的輔導員一時竟不知如何作答。
　　她告訴記者，自己並非因為醫患關係而糾結，而是為漫長的醫學生學制、課程壓力以及未來24小時待命的工作而擔心，“想做醫生，從大學階段就開始辛苦，然後辛苦一輩子”。
　　不管是從周記還是從梁欽本人的表述來看，她一直堅持認為“醫患關係沒什麼可怕的”。她說，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矛盾和無奈，醫患矛盾不過是因為近期幾個極端事件凸顯出來而已，“只要有醫生和病患存在，就會有矛盾，這早就是一種常態了”。
　　梁欽說，以後只要孩子有意願，她一定會支持孩子學醫。
　　“醫患矛盾對剛開始工作的醫生影響最大”
　　臨床醫學大三學生徐朔至今仍記得自己大一那年發生的“哈爾濱殺醫案”。那起事件中，即將赴香港攻讀醫學博士的醫院實習生王浩被患者的孫子李夢南刺死，倒在了哈醫大一院門診部。
　　這起案件曾在社會上引起極大關註。徐朔當時的反應是“除了憤怒之外還是憤怒”。這個年輕的醫學生並未由此聯想到自己今後住院實習可能存在的風險。
　　她的學長孫清磊已經遇到了這樣的問題。今年1月，小孫所在的上海仁濟醫院的一名醫生，在神經內科急診為病人看病時，被一名病人毆打，原因僅僅是因為病人對醫生解答的醫保和自費等問題不滿。
　　孫清磊告訴梁欽，醫患矛盾最多的地方就是急診和兒科。在談到心中的醫學夢時，他遲疑了，“我想……我以後還是會堅持做醫生，但以後會更多註意醫患之間的溝通，註意措辭，儘量避免糾紛”。
　　“娃們”沒有考慮到的問題，輔導員梁欽都想到了。為了避免這些血腥的醫患糾紛給學生們帶來心理上的壓力，梁欽親自採訪了包括孫清磊在內的8名醫生，並寫成了第121篇周記“2013醫患關係沉思錄”。
　　在這篇周記中，梁欽以事實為例，告訴醫學生們——醫患衝突只是少數，多數病人只是尋常問診。但她告訴記者，激烈的醫患衝突事件，會對剛開始工作的醫生產生較大的影響。 
　　近期連續發生的傷醫事件，已經對剛剛工作兩年的浙江某三甲醫院頜面外科醫生小偉(化名)產生了很大影響，當被問到“有沒有後悔學醫”時，他毫不猶疑地回答“後悔”。他說，自己現在對前途有些迷茫，可能會轉行。
　　據小偉透露，今年他所在醫院的招聘情況不樂觀，“非常難。很多人本科畢業就轉行了”。上海某三甲醫院神經內科醫生張蘭去年向醫院遞交了辭職報告，轉行去了一家外資醫葯公司當起了“醫學溝通經理”。辭職前，這個畢業於復旦醫學院，埋頭苦學了8年醫的高才生，常常值夜班，沒工夫打扮自己，半夜還要起床給呻吟著的病人做看護。最令她難以接受的是，“病人經常不講道理，沒來由地沖她發脾氣”。
　　梁欽告訴記者，大多數醫學生畢業後的第一志願是當醫生，但有很大一批人，在當了兩年、三年後，選擇轉行，“醫患矛盾對剛開始工作的醫生影響最大”。
　　醫學生們大多對醫患關係持樂觀態度
　　梁欽的這種說法，記者在醫學生們那裡得到了佐證。
　　父母都是醫生的繆語，堅定不移地要走“當醫生”這條路。在他眼中，醫患關係呈現出來的常態，是和諧、美好的。從小到大，他最常見到的患者，就是那些經其父母搶救渡過難關的叔叔阿姨，“他們登門拜謝，我覺得做醫生特別有職業榮譽感”。
　　大一學生羅蘭(化名)的母親，是清華大學附屬醫院的神經外科醫生。當被問及是否會因為醫患矛盾而選擇畢業後轉行時，他堅定地回答，“不會”。小羅想當一名能改變當下醫患緊張關係的良心醫生，“我要通過我的所作所為，來改變行業現狀”。
　　大三學生徐朔長期堅持自學法語，不久前的一則法語報道，令她對我國醫患關係的未來充滿期待。今年1月，因為藥物污染，法國有數名嬰兒在被輸入污染藥物後身亡，造成數案連發的典型醫療事故，但嬰兒家長全都不約而同地選擇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問題。
　　“這明顯是醫院方面的過錯，如果發生在我國，家長的第一選擇會是什麼？會不會在醫院門口示威？會不會報複醫生？”徐朔認為，未來政府在醫療改革、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上的創新舉措，是輓救醫患緊張關係的根本，“關鍵是一個公民法治觀念的建立”。
　　與醫患關係給醫學生們帶來的困惑相比，其他一些問題似乎更容易令這些正走在行醫路上的孩子們有挫敗感。
　　徐朔在醫院見習的這幾天，常常為“醫學的局限性”感到難受。“明明護士已經做了所能做的一切，病人還是離世了。”這些事兒，多少令此前覺得“醫生無所不能”的徐朔有挫敗感，“其實這種局限性與患者對醫生的高期望之間形成的差距，造成了現在越來越多的醫患衝突”。
　　徐朔說，由於大多數人缺乏基本的醫學知識，很多患者會以為醫生失誤導致治療失敗，事實卻並非如此。
　　梁欽老師在自己的周記里提出了對2014年的“新期望”：我們期待公共醫學素養的普及，期待醫學人文教育的深化，期待一個安全合理的就醫環境，期待(學生們)能夠堅持最初的夢想，奔走在行醫的路上。
　　電視藝術學專業畢業的梁欽說，媒體對醫患關係的炒作有些過了，“我問身邊的朋友和醫生們，為什麼會覺得醫患關係這麼緊張，他們都會不假思索地回答，網上看到的呀”。梁欽說，醫患關係實際上沒那麼可怕，只是報道得有些多了。
（編輯：SN086）